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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虽然我国已成为重要的金融大国，但目前我国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还存在多重风险隐患，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依然任重道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既是五年多来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也是新时代做好中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第三，过度刺激政策在固化结构矛盾的同时，也带来了效率下降和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事实上，地方政府持有不少优质资产，但由于地方政府遵循类似企业经营的理念，在缺乏破产约束的背景下缺乏用优质资产市场化折现或融资的意愿。但要充分认识到，过度依赖数量调控方式将降低利率传导效率和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马骏、王红林，2014)，为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要求，我国必须大力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加快推进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高质量发展要求货币政策稳健中性，并加快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经济学家圈注：忍不住还是要评几句，为什么高质量发展就要求稳健中性啊？因为文件说了？这是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逻辑可以这样？）。因为问题金融机构是微弱少数，金融体系中的绝大多数银行还是健全的，中央银行既无责任也无必要为这小部分银行提供无偿救助，因此该法则要求中央银行在流动性危机时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防止系统性风险的蔓延，同时遵守向流动性困难而非财务困难的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原则，防范道德风险。目前各国都在推动结构性改革，谁改革的步子走得更坚定更扎实，制度更有竞争力，谁就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格局中脱颖而出。
应当认识到，现代金融市场是相互密切关联的整体，如果缺乏整体统筹，不仅会影响市场效率，还会滋生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造成金融风险隐患。机构投资者具有信息优势、规模优势，有着较为专业和科学化的投资决策模式，行为更接近于有效市场假说中的理性经济人，其市场地位的提高将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通过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处理一致性、增加复杂结构化产品的风险权重、减少对外部评级的依赖、动态反映交易对手信用质量的恶化等措施，将交易账户的风险监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许多银行虽然一级资本比率合格，但普通股占比低，扣除监管调整后可灵活使用的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一般仅为1%～3%。危机十年来的金融监管变革：一直在路上 巴塞尔协议此次大规模修订的目标之一，就是试图防范类似美国次贷危机这样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三是对流动性风险重视不足。五是提出逆周期资本监管，缓解顺周期性。
其四，引入了风险中性的杠杆率，来规避模型风险，限制任何通过计量技术降低风险权重并节约资本的行为。金融体系的运行本身就具有顺周期的特征，在经济上行周期中，潜在优质客户较多，资产价格处于上升空间，银行借贷旺盛，进一步推动经济的上行。
此次金融危机中，流动性风险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充分体现了建立和完善银行业流动性风险监管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三是引入流动性风险监管，稳定资金来源。不仅是因为过去几年全球总体上流动性过剩使监管层忽视了对流动性的重视，更是因为监管层和金融机构管理层低估了流动性紧缩对资产变现能力和机构融资能力的冲击。二是风险计量存在普遍低估。
从巴塞尔协议Ⅲ本身的框架和内容来看，相较于巴塞尔协议I而言，巴塞尔协议Ⅲ不论是框架、篇幅，还是监管指标、计算方法和内涵，都进行了丰富，然而，是不是一个复杂、全面的监管体系就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呢？大道至简，巴塞尔委员会也始终致力于如何在国际监管标准的简单性、可比性和风险敏感性之间寻找平衡，但是对于如何把握好这一平衡并没有标准答案。二是扩大风险覆盖范围，加强交易账户管理。四是对系统性风险关注不足。从巴塞尔协议Ⅲ全球实施的进展来看，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进展不仅被整体后移，各国对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巴塞尔委员会对现有的资本结构重新进行了细化，提高了最低监管资本的要求，构建了多层次的资本监管框架。巴塞尔委员会在危机发生后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并针对机构同质化和顺周期效应提出了逆周期监管工具和差别化监管工具。
可以预想，有的金融机构可能在资本逐利动机和国际竞争等因素的驱动下，会发生基于风险度量、基于主体类别、基于资产类别和种类的监管套利。而巴塞尔协议Ⅱ中内部评级法、静态的资本充足率标准、风险度量和会计方法都被认为是加剧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重要推动因素。
为了缓解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实现逆周期资本监管，巴塞尔委员会指出资本监管应随着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转化和变化体现出应时而变的特征。在经济下行周期中，面临信用风险的上升，银行产生较强的惜贷情绪，造成经济的进一步下行。四是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防范系统性风险。为了弥补监管漏洞，巴塞尔协议Ⅲ更全面地覆盖了各类风险，对信用风险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风险暴露计算的细节进行了完善。同时，巴塞尔协议Ⅲ引入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这一概念，对于业务规模较大、业务复杂程度较高，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或经营失败会对整个金融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的机构，提出特别资本要求，使其具有超出一般标准的吸收损失能力。一方面，巴塞尔协议Ⅲ过渡期已经有所延长，实施时间由原定的2019年推迟到2022年，以便为业界预留充足的准备时间，这本身就极大地削弱了政策可能产生的效果。
然后，当金融危机再度面临时，又再度总结和反思，再度完善和修订金融监管规则。其二，引入了储备资本缓冲，提升了金融和经济危机时期的吸收损失的能力。
金融危机十年来对金融监管的反思 巴塞尔协议作为国际金融监管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监管标准，曾一度被认为是造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推手。此外，场外衍生品和证券融资交易等业务的快速发展也是此次金融危机前金融体系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些交易不仅为金融机构积累了较高的杠杆，还使其面临较大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而这些风险在巴塞尔协议Ⅱ中存在严重低估。
以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暴露出诸多不足与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同时，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不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杠杆率指标，作为资本监管的补充和底线，缓解了资本监管可能加剧的顺周期性。
对操作风险管理的规范和对计量方法进行改进。因此，金融监管只能在历史中不断地总结金融危机的特征，探索约束金融创新的边界，在金融发展和运行中不断调整探索，降低大规模的危机和不确定性发生的概率。目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已过去十年，为推动金融体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改进危机中暴露的问题，防范类似危机的再次发生，危机后的全球金融监管规则发生了重大改变，而且目前看来也依然处于一个持续完善和修订的过程。同时，日益复杂且在金融体系中相互融资的各种二级资本，以及更低级的抵御市场风险的三级资本占据了大部分的资本构成，造成了银行资本充足率虚高的假象。
可以说，金融本身就是风险的游戏，而风险就是不确定性，所以在金融实践中很难做到真正的前瞻性监管，对不确定性进行前瞻性的判断。从金融监管的实质来看，金融监管必要性的探讨一直是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而有效的金融监管是否能够避免金融危机自然也始终是各学派争论和关注的热点之一。
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的话语权逐渐从G7转向吸收了很多新兴经济体的G20，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汇报路径也逐渐转移至定期召开的G20峰会，这也意味着巴塞尔协议Ⅲ需要同时平衡更多经济主体的利益。危机爆发前，巴塞尔协议的监管方法是以单个金融机构为单位，主要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管，对于金融系统性风险评估不足，势必会忽视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健状况，并缺乏对金融风险传染的防范措施。
另一方面，由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宏观经济从衰退进入复苏轨道的情况各有不同，不排除那些复苏脚步较慢甚至依然没有走出危机阴影的国家在落实巴塞尔协议Ⅲ的过程中打一些折扣，以减少协议执行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冲击。各国监管机构将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不同时期的逆周期缓冲，其范围在0%～2.5%。
■ 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监管 金融危机 。其一，突出了股东必须对银行直接承担风险的原则，缩小了银行业利用复杂资本结构向市场或者政府转嫁风险的空间。其三，建立了逆周期资本缓冲，提高了整个银行业在危机中的恢复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周期性带来的影响。当监管当局认为市场处于信用过度增长时期，可将逆周期缓冲从2.5%向下调整，以使逆周期缓冲能够全部用来缓解银行在危机时期的压力。
全球金融监管十年来的改革路径 一是构建多层次资本监管框架，提升资本质量。我们仅希望从金融监管的变革路径中探究所取得的进步和可能仍旧面临的问题。
此外，巴塞尔协议Ⅲ为各国留下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不同国家、不同监管体制仍将被允许采取不同的监管标准。本文将以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全球金融监管规则为视角，通过危机爆发以来金融监管的变迁审视十年来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对市场风险的监管框架作出根本改革，特别是加强了与资本市场活动相关领域的监管从巴塞尔协议Ⅲ全球实施的进展来看，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进展不仅被整体后移，各国对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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